广州拥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多的专业市场，涵盖多个工业大类。然而，大量专业市场和支撑其有效运转的产业链弥散化深度嵌入广州这一单一超大城市，对于城市和专业市场的发展而言有咋样的非消极作用？又会给城市和专业市场的治理带来何种挑战？以及，怎么样应对？这些是广州这座超大城市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IPP副研究员李婷在相关调研后撰文指出，广州城市发展与专业市场相互成就：改革开放后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三来一补”企业落地推动城市扩张；金融危机后，依托专业市场优势，承接其他城市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及配套城中村从核心区向周边扩散，形成大众参与的城市化模式。然而，专业市场也给城市运营带来挑战，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带来的治理压力、治理压力和收益不均衡、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当下，专业市场对中小经营者渡过危机意义重大，政府应给予信心推动产业升级，优化治理体系。

  专业市场是指服务于某一产业的原材料、零配件或者成品集中批发的市场。广州拥有全国甚至全球最多的专业市场。

  《广州蓝皮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发展报告（2024）》的统计显示，广州市共有510家专业市场，总面积达九百多万平方米，涵盖41个工业大类中的35个。高峰时期专业批发商业市场的数量为874个（含20个批发商业市场群)，占地2297公顷，建筑面积为1887万平方米。其中，日用工业品专业批发商业市场574个，占市场总量的65.7%。

  可以说，广州是一个在专业市场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发展的城市。因此呈现的另一面是，专业市场弥散式的分布在包括城市核心区的各个角落。据统计，85%的专业市场分布在荔湾、越秀、白云、天河和海珠区，且55%的专业市场位于内环线以内。其中，中心城区专业市场群达到18个，拥有的专业市场数量占全市总数的93.4%。

  广州专业市场的一个特点是在城市内部实现了全产业链发展。最典型的是服装产业。

  广州拥有顶级规模、数量最多的成衣批发商业市场，拥有顶级规模、数量最多的面辅料批发商业市场。同时广州还拥有大量制衣企业，不少也分布在城市核心区的城中村。不仅如此，不同环节分布在城市内的不一样的区域。面辅料市场主要分布在海珠区，成品服装则分布在在越秀、天河、荔湾等区。

  制造业也根据生产模式不同分布在不一样的区域，服务国内市场的小单快反模式主要分布在海珠区，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的小单快返模式分布在番禺，还有很多规模化的计划单分布在白云和番禺等地。其他产业如鞋业也是如此，鞋材和部分成品鞋市场在越秀，部分在荔湾、海珠，而制造环节则分布在白云。

  整体上，数量众多的专业市场及其产业链弥散化地镶嵌在广州这座超大城市内部，不同专业市场和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人、财、物的频繁流动，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着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

  这一点与很多城市的专业市场存在一定的差异。就拿杭州来说，杭州的城市面积是广州的两倍多，但专业市场的数量却差不多只有广州的一半。中心城区以小规模市场为主，而且供应链依赖跨城协作，而不是同城协作。

  大量专业市场和支撑其有效运转的产业链弥散化深度嵌入广州这一单一超大城市，对于城市和专业市场的发展而言有咋样的非消极作用，又会给城市和专业市场的治理带来何种挑战，怎么样应对，这能够说是广州这座超大城市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几乎是和专业市场一同成长起来的。关键的交通建设是专业市场建立的起点，而服装批发商业市场是推动城市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第一动力。

  1980年，高第街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经营服装的个体户集贸市场，1987年左右成为了全国服装批发中心。

  1993年，广州甚至全国最大的室内服装专业批发商业市场——白马大厦建立，大量人财物在这里积聚。

  不仅国内各地的很多批发商会来广州采购，依托广交会，流花商圈还成为全国最早专注外贸出口服装的批发商业市场集群之一，货品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鼎盛时期是全国顶级规模的服装商圈之一。

  来自全国各地大量农民工和下海经商的人纷纷来这里寻找机会，各国外商来这里采购，流花商圈成为当时全国城市中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

  在几乎同一时间，凭借郊区的墟市和交通区位优势，天河的沙河、荔湾的十三行服装批发商业市场，海珠海印桥附近的布料市场，康乐布匹市场逐渐发展起来。除了服装以外，农产品，文具文玩、鞋业、家用电器等市场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推动着城市快速扩张。

  和全国其他省份不同的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主要是珠三角率先开始承接全球产业大转移。广州城市发展的一股巨大推动力是大量“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的快速落地生根。

  在县镇村社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村社整合土地进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个体建设宅基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生活配套等，县镇两级进行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使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够得以快速落地并形成规模效应。

  一般而言，三来一补企业的落地往往会和本地的产业基因有一定的关联。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海珠是三来一补企业落地的首选地，一方面是由于交通便利（早期有码头，1988年海印桥通车后，打通了越秀区二沙头与海珠区东晓路，两地的人财物流动更加便利）；一种原因是辖内的纺织街已形成广州早期的纺织产业集群。

  三来一补企业的大量进入，扩大了既有的面料销售的需求，促进了康乐布匹市场的形成，而市场的形成，又反向促进了大量企业的落地，包括面辅料制造企业和服装制造企业。这一区域与其他成品专业市场包括沙河和十三行等形成紧密联动。

  因此，在三来一补企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背景下，“成品专业市场-成品制造企业-面辅料制造-面辅料专业市场”相互促进，进一步促成了快速的城市扩张。

  鞋业也是如此，在广州也同样形成了成品鞋批发-成品鞋制造-鞋材制造-鞋材市场相互促进和强化产业格局。这一过程持续到2008年，且2005年是顶峰时期。这也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专业市场及解决专业市场从业者生产，生活需求的城中村彼此嵌套、紧密联动，推动了城市的新一轮扩张，也塑造了城市核心区的基本空间样态。

  由于专业市场和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需求不同，因此往往分布在城市的不一样的区域，甚至不同城市。还是以纺织服装为例，专业市场分布在城市核心区域，服务于市场测试的“小单快返”的成衣制造集群则因为时效性要求高分布在专业市场周边城中村，而大规模订单对市场距离要求相比来说较低，因此分布在郊区的城中村。面辅料制造企业则因为污染、占地面积大等分布在更远的城中村或者相对远离城市的专业产业园中。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性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出现，主要是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国。我国也开启了更自主的城市化机制。这一时期，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使房地产和招商引资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广州的局面不同，一方面，依托三来一补时期积淀的优势，尤其是以专业市场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的优势，广州从全国城市化和国内市场快速崛起中受益。

  广州既有的产业基础催生出了强大的研发和制造能力，最大体量的服装等产品在广州陈列和集聚。城市之间的交通快速建设，到广州进行批发越来越便捷，因此，原本在其他城市从事一级批发的人开始步入广州的各大专业市场，催生了广州新一轮的专业市场建设和发展。

  在十三行和沙河，2008年以后就有大量来自温州、武汉等地的批发商来到广州。专业市场的火爆，进一步反哺到所有的环节。除了不适合在城市生产的面料辅料、大规模成品订单以外，其他所有的环节也在城市内离专业市场不远的各个城中村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别的地方的棚户区改造和三旧改造大力推进，但是广州的推进却十分有限，广州因此承接了全国其他城市的产业转移。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棚户区改造或三旧改造，在政府主导下，以“腾笼换鸟”的名义，将城市核心区的所谓的低端产业清退成为常态，强力推动了普遍性的产业转移。

  部分转移到周边的城市，但是很大一部分都转移到了广州、佛山等产业集群很成熟的地带。毕竟，依托相对成熟产业集群，小微企业和商户才能够依托规模效应渡过这一冲击，比到一个没有产业基础的地方再造一个生态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推进困难，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提升了广州对这些所谓低端产业的包容性。而广州城中村改造难推进，不仅是因为实行市场化的模式（非政府主导的模式），更源于此前发展奠定的城市基因。

  大部分城中村都成为了各个专业市场的配套或者组成部分，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中受益，因此空间价值极高，未来的收益预期也很高。

  在不少城中村，厂房的租金收入甚至和一般的写字楼差不多。少数城中村的改造代价极高，比如闻名全国的猎德村，进一步加大了后续城中村改造的难度。因此只有改造后价值极高、政府大力推动的极少数城中村成功完成了改造，比如琶洲村、猎德村等。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专业市场和城中村林立的城市基本界面。不仅如此，在新一轮的产业积聚推动下，专业市场及支撑其运转的产业集群，逐步推动了城市扩张，专业市场和配套的城中村，从城市核心区逐渐向周边扩散。

  虽然广州因此错过了房地产发展的高峰期，但是却避免了以下问题：因为旧改或者棚户区改造的大力、过度推动，很多城市核心区的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因此伤了元气，最后导致城市伤了元气的情况普遍存在。

  在广州或者佛山等地，会遇到不少从温州来广州、佛山做生意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温州人遍地做生意，广州作为一级批发商业市场，很长一段时间在全国都占据优势地位，也与温州棚户区改造将大量专业市场清退但是并没有推进有序产业转移有一定的关系[1]。

  与大部分城市通过政府造城来推动城市界面更新和城市扩张不同，广州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这种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的典型特点是市场、社会的参与具有主导性。

  涉及两方面主体：一方是空间供给、运营主体，既包括专业市场的建设和运营方，也包括城中村的村集体、村民和在城中村卖地建房的外地人；另一方是产业经营主体，主要是无数进城务工经商的一代代农民。

  虽然广州在城市界面上看起来缺少规划感，不够规整，甚至有些混乱，但却是无数市场主体和社会大众根据专业市场、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用脚投票、渐进供给的结果。政府的介入大多数表现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主要道路和重要交通枢纽，因为大部分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都生长于主干道沿线和特定交通节点上。

  集中力量打造中心重点商圈和城市地标等，保证城市除了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以外，还有别的满足多种层次人民消费需求的建筑景观。由此构成了城市的基本秩序，不那么美观，但是足够丰富、有机且充满了许多活力，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在旧改和棚户区改造的推动下，为了可以覆盖城市改造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因此大部分改造后的空间供给普遍趋向于服务高新产业、房地产发展，结果造成了城市空间的同质化。

  最典型的表现是房地产和产业园的供给过剩，城市内部的传统产业空间供给不足，传统产业集群无法从城市发展中受益，甚至因为城市发展而不得不高成本的东山再起，分散发展而丧失竞争力，转移到国外或者消失。

  问题是，成熟的传统产业，大多数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作为永不落幕的产业，他们成长为以专业市场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是大部分城市稳态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房地产往往不可持续。那些所谓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因为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属性，产业集中度高，从业主体有限，因此只能够支撑少部分高新人才集聚的头部、顶流城市的顶流区域发展，或者说只能够在一些城市有序运转过程中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即使是作为超大的一线城市广州，也是如此。

  与很多城市核心区面临产业空心化和过度绅士化不同，正是因为有专业市场和相关产业集群的支撑，广州这座超大的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对普通大众依然保持着开放性和包容性。数不清的家庭在广州这座城市获得了发展机会，实现了阶层跃升。这些家庭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在广州买房安家，成为了推动广州房地产等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广州大部分商圈都要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提供基础人气和流量，需要靠他们的消费力来托举。

  仅仅以服装为例，100多个专业市场，相关联的从业人员超百万。从目前广州专业市场的数量来看，它至少孕育了40万至50万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体户），直接或间接解决数百万就业。仅仅以几个城中村的人口数量就可以窥见一斑，中大纺织商圈内部的康鹭片区，高峰时期1.1平方公里内有将近15万人，电商村大源村以服装和化妆品等电商为主，高峰期

  这些人中，不少人白手起家，最后在广州落户安家，他们的吃穿住行几乎都在广州发生。无论是沙河还是中大纺织商圈，年收入上百万的老板大有人在。有专业市场的老板保守估计，广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子是专业市场和办工厂的老板们买的。

  我认识的一个老板，在泰康路的小商品市场做围巾批发生意，在批发商业市场中属于中等规模的商户，在广州拥有四套房，从金沙洲到广钢新城，再到北京路，都买了房子，这样的老板不在少数。还有很多房子是城中村的村民买的，比如康鹭片区的城中村村民，平均一户有2套房产。

  总的来说，以城市核心区为中心，在市场和社会大众充分参与的情况下，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式地嵌入在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使广州成为了一个产城融合程度极深的城市，是广州这座城市充满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但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不少挑战。

  这种治理挑战的产生，与专业市场的运转模式、产业属性有很大的关联。线下交易达成，实物流通配套，再加上中小商户主导的模式决定大部分专业市场都是具有劳动力密集属性的，需要大量人力覆盖全链条服务。大部分专业市场以批发非标准化的轻工业品为主，这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以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点。

  服装尤其典型，在靠近专业市场的生产以小批量快速生产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投入及其灵活配置成为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此产业转型过程中其劳动力密集属性反而因此增强。

  广州当下产业竞争力的核心便是依托专业市场和小单快反能力。这种小单快反能力不仅仅能适应个性化的大众需求，还能够回应定制化、精品化的中高端需求。广州的鞋业具有竞争力，一个核心的原因便是周边有大量具有精品制造和小单快反能力家庭作坊和小微工厂。

  对于生产空间而言，生产地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离原材料专业市场不远，这样便于客户和工厂进行一站式采购，及时获取最多元、最前沿的面辅料；同时离成品市场也不能远，如此小微工厂便无需担忧销路，只要生产做好，就会有人买单。在生产端，重点是有一批长期从事该行业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快速生产能力和经验积累，对大众化和中高端产品生产都至关重要。而城中村这样的低成本空间，反而能让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人力激励上。

  首当其冲的交通压力，包括主干道上定时的塞车，也包括专业市场内部的电动车管理，停车问题也十分让人头疼。

  其次是治安问题。在我们调研的一个分布着众多专业市场和城中村的核心区街道，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流动人口有30多万，有些区域一平方公里的流动个人口达到10多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80天时间接到的110警情有6300多宗，而该派出所只有80多个人。这还不包括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的警情，每天有100宗左右。

  城市管理同样繁重。垃圾处理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些区域往往是重点领域。2024年6月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设施处理原生垃圾总量71.66万吨（日均23885吨）[2]，每平方公里为3.21吨，而在该街道，日均清理345吨，每平方公里日均垃圾量为86.25吨，远高于中等水准，每天有600多个环卫工人在4平方公里的路面上作业。

  消防安全的压力也不小，高峰期火警警情每年有100多起。在合规治理要求慢慢的升高的背景下，这些区域的政府治理压力要比很多相对“简单”和“正规化”的区域大得多。

  这一区域还是各部门着重关注的区域，进一步增加了治理负担。与普通商铺相比，专业市场被施加更严格的监督管理要求。同样的消防安全标准，马路边商铺巡查宽松，专业市场则被高频检查。办理营业执照，专业市场也需额外提供专业市场许可证，而零售行业无需此类资质。

  大量的市场主体积聚，给部门监管和执法带了便利性，因此很多部门优先选择对专业市场“扫楼扫园”式执法，既易出业绩又降低执法成本，却忽视了这不仅会增加专业市场的额外负担，也会影响招商环境。专业市场运营方强调，一些外商介意频繁在市场中见到穿制服的人。

  问题是，在密集的治理压力下，特定区域政府能够汲取的财政资源却十分有限。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产业具有非正规性和不纳统的属性。不仅是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也包括在专业市场从事批发的商户。

  在专业市场，服务于小单快反的小笔交易，往往发生在不进行工商登记的小工厂和小商户之间，而比较大笔的开票交易则发生在规模较大的工厂和大客户之间，这些可能会产生纳入统计的数据和税收，但这些大型的工厂往往分布在城市的非核心区甚至是其他城市、其他省份，税收也因此体现在其他区域，而不是核心区。

  最典型的是面辅料专业市场，中大纺织商圈的交易流量多到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但是其中在海珠区进行工商登记的四上企业非常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有工厂和研发能力的批发商老板，他们的工厂要么在佛山的张槎，要么在浙江的柯桥。而这些工厂以资本和技术密集为导向，规模较大，正规化程度高，税收贡献也更大。

  以纺织重镇佛山西樵镇为例，该镇有纺织生产性企业840多家，166家规上纺织企业，53家纺织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规上纺织业总产值115.91亿元，税收贡献超过3亿元。而某纺织专业市场所在的街道，虽然有3万多个市场主体，但是四上企业只有300多家，税收贡献只有1个亿左右。周边的城中村有几千家工厂和家庭作坊，基本上没有规上企业。而每年该街道的治理投入达到2个多亿，需要区级从其他区域统筹资金来覆盖治理成本。因此投入到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资源是有限的。

  从收益层面看，对于广州而言，另一个问题是，品牌孵化之后就离开专业市场，为别的地区作嫁衣的情况十分普遍。百丽最为典型，百丽是在广州的鞋材和成品鞋市场及其背后的精品制造体系支撑下成长起来的，但最后总部设在了深圳，几十亿的营收，税收贡献也主要发生在深圳。

  更关键的问题是，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在城市不一样的区域，其有序发展建立在不一样的区域联动协同基础上，但是整个城市治理体系却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状态。

  问题在于，过于强调属地责任。镇街的治理责任在不断被压实。问题是不一样的区域的治理负担存在一定的差异，治理要求和资源的配置却呈现出相对均质化的状态。

  以安全生产为例，在同样都是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专业市场和城中村集聚区所在街道往往承受着更大的治理压力，不少工作都是按照数量进行排名通报，但是街道人员编制却差异不大。某个以城市社区为主的城市街道，面积1.1平方公里，户籍和流动人口都只有1万人左右，但是有行政编30多人，行政执法编制15人，事业编30名，编外人员110人左右。

  而某专业市场和城中村集聚区所在的街道，面积4平方公里，户籍6.56万，流动人口超过15万，体制内人员配置基本一样，行政编33名，行政执法编34名，事业编39名。虽然编外人员有600多人，但是与工作体量高度不匹配。

  自上而下对镇街在经济指标增长方面的要求逐步的提升，以街道为基本经济发展单位，与整个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分布在城市不一样的区域之间形成张力。

  极端的情况下，城市街道作为基本的管理单元，很多时候是小于专业市场所在区域的。在广州，单一专业市场（群）跨几个街道甚至跨几个区的情况都存在。上级政府要求街道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全行业增长，不仅造成工作重复，还激活了街道之间的区域竞争，冲击街道协同服务辖区内专业市场运转的工作机制。有干部反映，原来和兄弟街道之间经常进行经验交流，但是现在街道经济指标增长和招商压力大，而且两个街道的产业同质化程度高，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抄作业影响排名，大家都减少交流了。

  分布在不一样的区域的专业市场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同质化的产业基础强化了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不同区之间更谈不上围绕同类产业进行协同治理，现实中往往是各自采取差异化的产业升级定位以避免同质化，服务于专业市场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空间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呈现出高度分割的状态。

  从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看，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区，要实现协同治理更加难上加难，制造业集群相比专业市场更不受地方政府待见，因此更容易被改造，最后却可能会引起包括专业市场在内的整个专业市场的竞争力受到影响。

  结合当前专业市场发展趋势来看，与制造集群紧密联动是当前各个区域专业市场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此，与此前一个阶段专业市场向广州集中，逐渐远离制造集群不同，近些年出现的趋势是专业市场向制造带回流的情况十分普遍。如果空间改造过程中将制造带驱离，最后可能会触及整个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属地责任驱动下的治理体系，可能会伤及专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的治理工程，基本上和所有的城市治理部门相关，但是每个部门的目标设置都是从自身的部门利益出发，对于需要系统治理的专业市场而言，冲击很大。

  规划往往从理想的城市空间打造出发，不论核心区现状是什么，大部分的规划方向都是商住等，基本不可能有工业，因此现存的工业空间即使有合理需求也不能够改造，也不能够从专业市场发展需求出发建设新的工业空间。

  很多专业市场和相关联的城中村是在城市土地管理不完善的阶段，再加上社会和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利益过于密集等原因，产权存在“不违规”和“瑕疵”是一种常态。如果部门仅仅从违建管理的方面出发，就会导致专业市场和配套的城中村空间就地、不改变基本格局且低成本完成改造面临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安全生产相关的各个部门都是从自身部门的方面出发，基本不考虑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和问题分布不均衡的现实情况。

  城市更新的有关部门倾向于从空间改造成本和收益覆盖或者再造城市景观的方面出发，专业市场这类高价值空间改造后要覆盖成本就只能够将改造方向定位为更加高端的商住，专业市场就地转型需求难以被考虑，而如果不就地转型，专业市场就要面临从原有的产业生态中被分割出来，因此很难存活。

  相对作为“弱势”部门的工信和商务局虽然更加关心产业高质量发展，但是却因为在要素配置上没有话语权而难以发挥非消极作用。在部门设置发展目标时，也通常倾向于采取一般化的手段，如工信部门倾向于推动小升规，忽略了产业转型和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不仅不扩大规模反倒倾向于压缩规模的现实。

  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针对集体经济增长提出要求，但是却忽视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租金的协同起落规律。

  虽然治理碎片化在各地城市治理中都会存在，但是因为广州大量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化的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对城市的统筹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也更加容易受到治理碎片化的负面影响。

  结果便是，广州推动专业市场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效果并不理想，治理效果不理想，对待专业市场的态度也十分模糊，让企业缺乏长期投入的信心。因为专业市场的运营是一个重资本的游戏，即使改造升级，也要践行“三七原则”，三分试错，七分稳定基本盘，通过持续投入，渐进完成改造，探索适配的改造升级路径，因此就需要有较强的信心和稳定预期做支撑。

  在当下，这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且机会众多的城市，成为了大量遭遇冲击的小微企业找寻机会的落脚地。

  我们在广州鞋业专业市场调查与研究发现，不少工厂主从莆田来到广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莆田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因为国际形势尤其是关税政策的不断波动而遭遇冲击，除了少数头部企业跟着品牌成功出海以外，大量小微企业面临只有产能没有销路的问题。事实上，即使出海的企业也因为关税政策波动处于一种要么拼命赶货，要么无活可干的尴尬境地。

  对于小微企业而言，无论是跨境电子商务还是企业出海，都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些相对较为成熟、安全的市场已出现内卷，一些不成熟、不安全的市场则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跨境电子商务或许是一个出入，但是作为70后和80后，很多工厂老板长期从事生产经营，目前的学习能力也十分有限了。从生产跨到销售，如果再跨到电子商务，风险过高，跨域知识的学习难度也过大。

  品牌化这种重资本的游戏，必然不适合大部分中小企业家。因此，依托线下专业市场，拿自己的货，组一点别人的货，从一个极小的隔间开始经营，能够最终靠和周边的商户学习，从专业市场的集群效益中受益，探索新的发展机会。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家而言，这种跨域的转型更加可控。

  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剧烈波动，整体经济下行的形势，像莆田这类遭遇冲击的产业集群不少，他们要找到新的渠道，蛰伏并且学习，让自己的生产和经营能力得以基本延续，同时为未来可能的机会准备好。他们也必须找到新的机会，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房贷的他们没退路。

  而专业市场，对于大部分资金实力和知识能力并不十分出众，主要是依靠产业集群的中小经营者而言，无论是发展，还是渡过危机，都是一个相对较为理想的场所。

  事实上，当前依托专业市场和小单快反制造能力，让在广州的诸多经营者得以压缩规模，保持灵活性，同时也能适应日趋强调个性化的市场需要。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国外的采购需求包括不断小单化和个性化的采购需求，制造了新的机会，让更多中小经营主体有了渡过危机的可能性。

  大量位于核心区的专业市场和城中村互相依存，其典型特点是机会多且生活成本低，也是广州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普通的打工人，这一点尤其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专业市场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城中村的存在，让普通大众有了应对经济冲击的缓冲空间，让广州这座超大城市具有了韧性，让中国经济具有了韧性。

  因此，政府给予专业市场经营者以稳定经营的信心，推动他们自主进行产业升级，更加热情参加到城市更新和发展中，为中国应对经济发展的波动和冲击，迎难而上提升产业竞争力做贡献。

  在产业升级路径上，依托广交会、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支撑下的小单快反能力，吸引更加多的外商来中国的专业市场采购，实现新一轮的产业带（在地）出海。这有一定的概率会一举多得，将产业带保留在中国，同时破解产业内卷，为诸多迷茫的中小经营者提供风险可控的转型路径，为诸多失业或者即将失业的普通人提供就业机会。目前市场采购出口贸易试点这类政策为专业市场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在治理体系优化方面，应从专业市场及其产业体系弥散式地嵌入城市这一事实出发，重构整个城市治理体系。首先要强化省市的统筹，从专业市场及其所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出发，建立跨域联合的产业治理共同体，成立产业链基金，用于支持产业升级和重点片区治理。其次，从专业市场和城市系统治理出发，重新界定各部门的职能和权力行使规则。再次，要弱化属地的发展责任，根据属地治理事务的分布情况来对治理资源进行统筹性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