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我缓缓站起,在他们惊愕的目光中,从书房保险柜里取出一个泛黄的牛皮纸袋。
空气里永远飘着两种味道:施工工地的水泥粉尘味,以及街边小饭馆里飘出的、混杂着廉价食用油和辣椒的呛人香气。
那年我刚过三十,人生就像店门口那条正在翻修的路,坑坑洼洼,看不清前方,但所有人都告诉你,前面就是康庄大道。
上午跟满身泥点的包工头为了几百块钱的尾款磨破嘴皮,下午又要陪着笑脸给上游供货商塞上两条好烟,求他们下次发货能快一点。
生活算不上一潭死水,更像是一锅温吞的粥,饿不死,也撑不饱,偶尔冒个泡,提醒你还没彻底凉透。
一笔三万块的货款说好今天到账,我得去银行刷个折子确认一下,好把钱给瓷砖厂打过去。
那时候的银行远没有现在的窗明几净和智能化,大厅里人声鼎沸,混杂着点钞机的哗哗声和柜员不耐烦的叫号声。
柜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眼皮都没抬一下,接过存折熟练地塞进针式打印机里。
像一个普通人走在路上,突然被一头大象迎面撞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最原始的恐惧。
“师傅……这个……”我的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是不是……打印错了?”
柜员大姐终于抬起头,不耐烦地瞥了一眼:“机器打的,能错到哪儿去?下一位!”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冰冷的手铐,看到了父母和当时还是我女朋友的刘晴那失望透顶的眼神。
有了这笔钱,我再也用不着看那些包工头的脸色,再也用不着为了几千块的周转资金愁得整夜睡不着。
那个下午,我不清楚自己在那个树荫下站了多久,抽了多少根烟,直到烟盒空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房地产交易流程繁琐,实名登记,资金流向太清晰,一旦银行反应过来,一查一个准。
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编造了很多理由——“公司采购原材料”、“给下游工程队垫付工程款”……
我动用了自己开建材店以来积累的所有人脉,通过一个做珠宝生意的朋友,辗转联系上了一个在圈内颇有信誉的黄金批发商。
当对方打开箱子,露出里面码放得整整齐齐、闪着暗哑光泽的金条时,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在老宅地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撬开一块地砖,挖了一个深坑,把那个装着黄金的金属箱放了进去,然后仔细地恢复原状,撒上浮土,伪装得天衣无缝。
我的心,也从最初的惶恐不安,慢慢变得平静,最后,只剩下深埋于地下的底气。
我不再斤斤计较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开始敢于承担更大的风险,进行更长远的布局。
我用自己建材店赚来的钱,大胆地吃进了一批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急于脱手的钢材。
2008年,当所有人都因金融危机而恐慌收缩时,我却嗅到了基建投资即将井喷的机会。
她无法知晓,我之所以敢在悬崖边上跳舞,是因为我身下系着一根由三十公斤黄金打造的、绝不会断裂的安全绳。
随后的几年,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我的建材生意如同坐上了火箭,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
我们搬进了市中心最好的江景房,女儿上了最好的私立学校,我给双方父母都买了舒适的电梯公寓。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张总”,成了亲属和朋友眼里的成功人士,一个白手起家、眼光毒辣的商业奇才。
那座乡下老宅,我以“怀念祖辈”的名义保留了下来,年年都会亲自去修缮打扫一次。
每一次,我都会独自一人走进那个阴冷的地窖,站在那块地砖上,静静地待一会儿。
脚下传来的冰冷和坚实,提醒着我一切的起点,也像一个无时无刻不在的警钟,告诫我不要得意忘形。
“您好,张先生。我们是X商银行总行资产清查与合规部的。冒昧打扰您,是有一件关于二十年前的历史账目问题,需要跟您核实一下。”
“资产清查部?”我的心猛地一沉,握着钢笔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什么历史账目?”
“是这样的,我们在对2004年度的账目进行数字化复核时,发现了一笔金额为383万元的异常转账,收款账户的户主是您。因为年代久远,当时的记录有些模糊,所以想跟您约个时间,当面了解一下情况。”
尽管早有心理上的准备,但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我的心脏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
声音听不出任何波澜:“哦?是吗?二十年前的事情,我没什么印象了。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也是初步核查,所以才想跟您当面确认。您看明天上午方便吗?我们到您公司拜访。”对方的语气依旧客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
这二十年我所建立的一切,仿佛都成了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而现在,潮水终于要来了。
“张总,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这笔账。”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推到我面前,“这是我们通过技术方法恢复的当年电子流水记录。2004年6月15日下午,有一笔383万元的款项,从我行的一个内部中转账户,转入了您名下的个人储蓄账户。我们核查了前后所有的业务记录,都没办法找到这笔转账的合法业务依据。所以,我们初步判定,这应该是一次因系统故障或人工失误导致的错误转账。”
我没有去看他们,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李主管,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说实话,我真的记不清了。我那时候就是个开小店的,每天进进出出的钱不少,但这么大一笔,要说完全没印象也不可能。会不会是某笔我忘了的工程款?”
“我们理解。”李主管点点头,似乎对我的反应早有预料,“所以我们才要核实。张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我们叫做‘不当得利’。当然,考虑到事情已逝去了二十年,我们银行内部在管理上也存在疏忽。所以我们这次来,是抱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能归还这笔383万的本金。至于利息部分,我们大家可以坐下来,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我平静地回答:“这件事太突然了,我需要一些时间回忆一下,也需要咨询一下我的律师。你们可以把资料留下,我了解地清清楚楚后会给你们答复。”
我心底清楚,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律师,看完这些资料,都会告诉我同样的话:从法律上讲,我就没有赢的可能。
“不当得利”的追诉时效虽然是三年,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银行可完全主张,他们直到最近通过技术方法清查账目时,才“知道”了这次损失。
从最初的电话沟通,变成了每天一封的电子邮件,附件里是越来越详细的法律条款分析和案例列举。
“老张,你到底怎么了?”一天晚上,她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担忧地问,“公司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告诉她,她的丈夫,那个外人眼中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本质上只是一个侵吞了巨款的窃贼?
“没事,就是最近有个项目不太顺利,金钱上的压力有点大。”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放心吧,能解决。”
我必须做出选择:是乖乖地把钱还了,连本带息,可能要吐出上千万,让我的事业元气大伤;还是……
李主管和那个叫小王的年轻人依旧在,但他们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五十岁左右、戴着金丝眼镜、神情严肃的男人。
周律师没有多余的寒暄,开门见山:“张先生,我们已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今天我们来,是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不是上次的资料,而是一份打印好的《还款确认书》,直接放置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本金,383万。关于利息,我们参照了二十年期LPR的平均值,并考虑到了我行的管理过失,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计算出一个整数,600万。合计983万。”周律师的语气冰冷而精准,像一把手术刀,“今天你在这份确认书上签了字,我们大家可以商议一个分期还款方案,尽量不影响你公司的正常运营。如果你拒绝,我们明天就会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对你名下所有资产进行诉前保全。到时候,会发生啥,我想张先生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应该比我更清楚。”
她虽然不懂法律,但也明白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们的房子、车子、公司的账户,都可能被冻结。
对面的三个人好整以暇地看着我,尤其是那位周律师,眼神中充满了智力上的优越感和马上就要来临的胜利。
在他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必胜的棋局,我不过是一只被困在棋盘一角的、无路可走的“帅”。
983万,这笔钱对我现在的身家来说,并非拿不出来,但它足以让我的现金流断裂,让我正在筹备的新项目彻底泡汤,甚至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我二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周律师,你们的法律知识很专业,逻辑也很严密。”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却异常清晰。
里面放着一些房产证、公司的重要文件,而在最底层,静静地躺着一个早已泛黄、边缘都已磨损的牛-皮纸文件袋。
他们大概以为我要拿出什么财产证明,来证明我的还款能力,以求得一个更宽容的还款条件。
“不过在谈怎么还钱之前,你们银行,是不是应该先看看这份20年前,由你们分行行长亲自签字盖章的合同?”